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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们可以把成文宪法的这种政治智慧称为借尸还魂, 即借宪法的躯壳还人民之魂灵。

不过，在分别称述了三儒的建树以后，身为理学家的赵启霖特别指出，三儒之学对于当今时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论著之关于政治中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所以承学之士咸奉为斗杓岱岳，人无间言。顾炎武的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不过采摭旧闻，《郡县论》虽锐意复古，但并不可行，只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语以经济，实非所长。

[37]新官制的编定在光绪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其中地方官制在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而各部呈递说帖议论三儒从祀是在三十三年的春季，正是在新官制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因此，政治改革的争论投射到先儒从祀议案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62]顾炎武的学问、经济被用公与私、专制与宪政这些时代概念重新解释，于是顾氏本人也就成了合乎立宪之精意的立宪派。[19]事实上，从事件后来的发展看，昔日议驳诸臣已无人参与，而昔日的坚定支持者中却有一位改变了初衷，成为三儒从祀最大的阻力来源，这一点在后文将有详述。如今异说横流，歧学并起，中外人士每援卢骚、孟德斯鸠论著，不曰平权，则曰自由，西人学说流传于政界，害莫大焉。[17]《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12 页。

[71]《大事记》，《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1908年10月25日，第90页。关于此次从祀事件中的国粹论述及其内涵，笔者拟另文讨论。对比德国基本法在二战之后历经了 60次的修改[[61]]，从1975年宪法的第一次全面修改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国的修宪模式从总体上表现出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循序渐进的修改特征。

但无论对于承认规则还是规范基础的再次反诘，法律实证主义就显得鞭长莫及。[[15]]（二） 修宪界限论法律非一成不变之事务，它需因应世事变迁而调整自己的规范领域和规范程度已经取得法理学上的共识。1．卡尔·施密特的观点德儒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认为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同质性和持续性，他区分了宪法修改与违宪修改宪法两个概念，宪法的修改必须遵守宪法的同质性并不得违反作为一个根本决定的宪法本身。修宪模式选择与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渐进式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宪法修改的有限度理论。

（2）不得剥夺各州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6]] 在1861年，国会曾反对通过任何可能干预州权内部事务的修正案，之后不久便有三个州反对对宪法修改。

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不认为制宪为立约行为，而认制宪为立法行为。（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摘 要：在中国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修宪模式的竞争性主张，其中，渐进式修宪模式与一次修宪模式之间的观点争锋尤为激烈。当修宪遭遇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危机的时候，复决权无疑是消弭革命的良剂[[63]]。

[[18]] 否则国会可以经过立法程序，以修宪（Verfassungs?nderung）之名行制宪（Verfassungsgebung）之实，达到破坏或者颠覆宪政体制的目的。第三、宣示宪法最高效力（宪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以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和第13自然段为例，我们可以看到1982年宪法第7自然段规定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原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39]] 黄俊荣：《民主转型与宪法变迁》，元照出版社（台湾），2003年，第30页。

无限制论者主张宪法的修改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人民主权，修宪权的主体是人民，宪法的修改不应该限制人民基于其自由意志而做出的政治选择。宪法内容变动的幅度或者大小其实对于一次修宪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四部宪法的经济制度条文的百分比与公民基本权利的百分比的统计如下： [[51]] 韩大元：《试论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法学家》2003年第5期。[[65]] 这种修宪模式是以宪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进器，政府或者政党主动推动宪法的变革和修改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构建，其特点为：第一，立宪启东的自上而下与立宪过程的精英决策。

[[31]]本于制宪权与修宪权相对区分，本文在此将区分制宪文本与修宪文本。[[50]] 参见王磊：《宪法修改如何面对未来？——修宪与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不认国家的产生基于宪法的创造。[[79]]文章来源：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总第183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修改在转型宪政时期的功能发生了范式转移，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意义上限制政府权力转移到了当今转型国家中社会共识的整合。第17 条宪法修正案(1999年)是为了与刑法(1997年) 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相一致, 才将宪法第28 条的反革命的活动修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黄俊荣教授将这个过程称为因应危机的代表性强化。[[13]] Ackerman教授举了1860年代的宪法危机的例子，美国宪法的发展在1986年代围绕第十四修正案发生的斗争达到了顶峰，最终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使宪法文本获得了足够的权威。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1975年宪法的正文真实地记录和反应了我国宪法的本质性特征。[[58]] 这样一来，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

第二，推崇前瞻性与探索性立宪。这是一种革命成果确认的逻辑。

统而观之，宪法修改的模式选择仍然是我们解读中国宪法实施机制的核心。宪法修改遂成为推动宪法变迁的利器而备受瞩目和重用。从经济体制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摸着石子过河，而不是预先设计一揽子改革方针然后按图索骥，由此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变革与成文宪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弥合或者消解这种紧张关系，对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条款的修改便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62]]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第204页。

基于前述规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乃现行宪法赖以存立之基础，凡宪法设置之机关均有遵守之义务。在中国民主转型面临重大的挑战的今天，关于宪法修改的许多原则性或者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无法形成一个可以凝结在宪法中的共识。

[[18]] Carl Schmitt，Die Verfassungslehre, 8. Aufl.,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93, S.87.[[19]] Hans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in Anders Wedberg, trans.,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1945, p.45-56.[[20]] Thomas M. Cooley, The Power to Ame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2 Mich. L.J. 109, 118 (1893); 中文介绍可参见杜强强：《修宪权的隐含界限问题——美国宪法学理论关于宪法修改界限的争论》，《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来源应当包括特别行政区的第25 条修正案（2004年）。

[[36]] 殷啸虎、李莉：《宪法序言的功能与效力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14]] 【美】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修订版），孙文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对于宪法是应该大修还是小修的争论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宪还是修宪的争论。他首先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在Coleman v. Miller案[[21]]和Goldwater v. Carter案[[22]]中的判决理由是错误的。[[45]] 宪法是一部稳定的基本法, 因而不那么基本的政策应该由法律规定, 而不应进入宪法; 否则, 政策变化必然要求修改宪法, 从而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个危机的一个表征便是——代表者修宪与人民修宪之间的隔阂。

然而，这并不能隐藏修宪权在中国所隐含的缺陷——复决权的缺失，至少从实践上看，复决权在中国建国后还从未被人民享有过。[[38]] 1954年宪法序言第4段：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75年宪法序言第5段：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1978年宪法序言第6段：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序言第10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9条修订了1982年宪法序言第10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化用日常语言表述，我们有所谓的合法的但不合理的说法。[[26]]（三）修宪限度理论之争与修宪模式修宪限度理论之争无疑包含了近代宪政主义对修宪本身性质的两个维度的理解：其一，从政治性维度看，修宪过程本身看所是一种政治选择的过程，宪法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无疑与政经力量对比、社会情势变更有着密不可分的链接，既然宪法文本是人民政治选择的产物，修宪就不必拘泥于文本规定而不受修宪界限的限制。

（2）宪法序言修改与政治正当性叙述以1982年宪法为例，宪法序言总共分为13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叙述一个相对较为集中的主题。如果制宪权基于制宪时之政治背景而为，则修宪时之政治背景，亦应享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不能为制宪时之决定，可以永远限制而后之国民意志。